“效体”诗原论（四）

山长水远

“效体”诗原论（四）

叶汝骏原著 山长水远 编转

    【作者简介】: 叶汝骏(1989-), 男, 浙江景宁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平议

    1. “效体”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传统，“效体”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类别

    诗文创作中的摹拟传统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自魏晋以来，“效体”这种显性的摹拟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传统的承载形式即是中国古典诗歌数量众多的“效体”诗。六朝萧统的《文选》早已经注意到这一类诗歌的特殊性，在其分类体系中冠之以“杂拟诗”的名号，与“公宴”“咏史”“招隐”“赠答”等其他22个诗歌类别并立。后世“效体”诗创作者代不乏人，这一类别的诗歌亦长盛不衰。“效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2. 从效法者视角来看，“效体”可以满足作者多元化的创作动机，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创作的策略和学习的门径

    前文分析了诗人创作“效体”诗的几种动机，其中摹仿学习是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效体”可以使诗人特别是初学者以高水准的诗歌作为学习的范本，较快地掌握相关创作要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指出：“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在严羽看来，诗者必须有“识”，也就是要有鉴别诗歌高下优劣的能力，然后以最高格的诗歌作为学习的对象，入门之“正”或“偏”，决定了学诗者的高下成败。故正确的“效体”能让学诗者更快地入门，是一种高效的学习门径。

    3. 从被效法者角度而言，后人的“效体”有助于其诗歌的传播和诗名的远扬，促进其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陶诗的经典化过程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其实，陶诗的经典化过程可以从历代“效陶”诗的数量得以旁证。南朝刘宋的鲍照首次提出了“陶彭泽体”的概念，其《学陶彭泽体》可以说是第一首效法陶渊明诗歌风格的“效体”诗。江淹等人也作了一些“效陶”诗，但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的“效陶”诗数量极少，拟作的诗人也十分有限。唐人对陶诗的接受和体认又进了一步，今检清编《全唐诗》，于诗题或诗序中明确标明效法陶渊明的诗作有20余首，作者群体也有所扩大。宋代是陶诗经典化的关键时期。陶渊明在身后寂寞了几个世纪，直到在苏轼、朱熹等人的效法、推毂下才最终确立了其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全宋诗》中明确标明效法陶渊明的诗作就有200余首，“效陶”在宋代诗人群体中也成了普遍的现象。“效陶”诗数量的增长仅仅是陶诗经典化过程的一隅，但这些诗歌的传播有助于陶诗影响的扩大和其诗名的远扬，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陶渊明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4. 从后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效体”诗不仅有助于探究某一诗人的艺术渊源与审美倾向，而且可以从“效体”角度管窥某一诗人作品的传承与接受，甚至还可以从中梳理出某一种风格或体裁的流变过程

    摹拟创作的诗歌有显性的摹拟和隐性的摹拟之分。“效体”是一种显性的摹拟，诗人直接在诗题中明确标明了所效之“篇”或“体”。对于研究者而言，“效体”诗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由作者自己提供的证据，而不需要再去探赜索隐其艺术渊源，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譬如晚唐韩偓作有《效崔国辅体四首》，乔亿《剑溪说诗》云：“五言绝句……唯崔国辅自齐梁乐府中来。”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云：“专工五言小诗，自崔国辅始，篇篇有乐府遗意。”盛唐的崔国辅以五绝著称，其诗承《子夜歌》《读曲歌》等齐梁乐府而来，含蓄婉曲，曼妙可歌。韩偓的诗歌也正是远承齐梁而来，《效崔国辅体四首》即是诗人自己提供的一种证据。

    5. “效体”传统和“效体”诗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是刻意“效体”束缚了诗人的创作个性，容易造成“泥体”，诗作也多流于平板粗俗，缺乏创新性。正如王夫之所云：“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顾炎武《日知录》亦言：“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个人在，既恐失之，而其笔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之说也。”二是若刻意效法古人，唯古是用，和现实不发生关系，容易造成诗歌创作与现实脱节。三是“效体”的程度或方式如若把握不当，往往有抄袭之嫌。皎然《诗式》提出了诗有“三偷”说，即偷语、偷势、偷意，其中偷势较为高明，而偷语和偷意都是“钝贼”之属，断不可取。由于“效体”诗重在模仿，诗人须尤忌偷语和偷意，否则与抄袭无异。四是诗人“效体”往往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动机，如过度崇拜、肆意消遣游戏、炫才逞博等，“效体”诗中许多滑俗粗滥之作大多产生于这样的动机之下。

山长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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