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体”诗原论（二）

山长水远

“效体”诗原论（二）

叶汝骏原著 山长水远 编转

    【作者简介】: 叶汝骏(1989-), 男, 浙江景宁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二、“效体”诗的演变轨迹

    1. “效体”诗在六朝的生成与三种创作范式的确立

    笔者据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初步统计，先唐时期符合本文定义的狭义的“效体”诗有250余首。尽管“效体”诗的出现与摹拟创作的风气紧密相关，但其生成年代不宜上推过早，早期的一些带有摹拟性质的诗歌只能算作是“效体”诗的雏形。摹拟创作的风气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屈原之辞即继承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宋玉的《九辩》有明显的摹拟《离骚》的痕迹。至汉代摹拟之风日盛，扬雄是个极端的例子，《汉书·扬雄传》载：“(扬雄)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又如屈原的《九章》《九歌》为汉人所倾力模仿，王褒作《九怀》，刘向作《九叹》，王逸作《九思》等，形成了赋体中的“九体”一格；与此辉映的“七体”由枚乘的《七发》开创，在汉代就有傅毅、崔骃、刘广世、张衡、马融、刘向等人拟作，至建安时代仍有曹植、徐干、王粲、刘邵等人继续承流而作。这种文学创作上的摹拟现象在诗歌领域尤甚。被誉为“古今大家之始”的曹植，其诗作中多处可见摹仿的痕迹，如《美女篇》之于《陌上桑》，《浮萍篇》之于《塘上行》，《杂诗》之于《古诗十九首》等。这些诗篇只能说是“效体”诗的雏形，抑或只能纳入广义“效体”诗的范畴。本文所讨论的狭义视角的“效体”诗，即在诗题或诗序中出现显性的标志性话语的诗作，不是在建安，而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风气最盛时期之一”，傅玄、张华、陆机、张载等都是当时的拟古大家。今检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诗题中较早出现摹拟创作的标志性话语的诗人是傅玄。傅玄的拟古诗数量众多，其中《拟楚篇》《拟马防诗》和《拟四愁诗四首》效法的皆为骚体，前两首仅余残篇，《拟四愁诗四首》直接摹拟的是张衡的《四愁诗》，傅作前有小序曰：“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曰《拟四愁诗》。”诗题上的显性标志，加上诗序中作者自注的拟作动机，傅玄的这几首拟骚体之作特别是《拟四愁诗四首》可以说是典型的“效体”诗作。此外，张载亦模仿张衡《四愁诗》作有《拟四愁诗四首》，但艺术上远不及傅作。陆机亦以摹拟著称，如果说傅玄的“效体”诗带有一种从汉魏到晋宋的过渡性特征，那么陆机的摹拟之作则是西晋流美诗风的代表。陆机最著名的“效体”作品是《拟古诗》14首(《文选》仅录12首)，但后人对其褒贬不一。钟嵘视其为“五言之警策”，明清学人则多以模拟病之，许学夷云：“拟古皆逐句模仿，则情性窘缚，神韵未扬，故陆士衡《拟行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王世贞嗤之：“陆病不在多而在模拟。”陈祚明亦云：“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东晋诗坛中，“效体”诗代表作是陶渊明的《拟古诗九首》、谢道韫的《拟嵇中散咏松诗》、袁宏的《拟古诗》等。与傅玄、陆机等各有所拟的“效体”诗不同，陶作仅取其古意以抒胸中块垒，别开“效体”诗一格，许学夷对此有具眼之评：“士衡拟古皆各有所拟；靖节拟古，何尝有所拟哉？”傅玄、陆机和陶渊明开创了“效体诗”的两种创作范式。

    晋宋之际，元嘉三大家等诗人创作了大量“规摹往则”的“效体”诗。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分别摹拟曹丕、王粲、陈琳、徐干、刘祯、曹植等8位建安诗人的口吻进行创作，并大量借用或化用了他们的诗句，如“函崤没无象”(《拟王粲诗》) 化用王粲的“西京乱无象”(《七哀诗》)，“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拟曹植诗》) 化用曹植的“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赠白马王彪》)。鲍照的“效体”诗数量非常多，如《拟古八首》《绍古辞七首》《学古》《拟青青陵上柏》《学刘公干体五首》《拟阮公夜中不能寐》《学陶彭泽体诗》《拟行路难十八首》等。值得注意的是，鲍照以前的“效体”诗多为“效某某诗篇”的形式，至鲍照开始出现了“效(学) 某某体”这种形式，其《学刘公干体五首》和《学陶彭泽体诗》可以说首开了“效体”诗最典型的范式。南朝诗人中作“效体”诗较多的还有江淹、萧纲、何逊、庾信等。江淹“诗体芜杂，善于摹拟”，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其代表作有《学魏文帝诗》《效阮公诗十五首》等。此期“效体”诗代表作还有梁简文帝萧纲的《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诗》和《拟沈隐侯〈夜夜曲〉》，何逊的《拟轻薄篇》《拟青青河边草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诗》《学古诗三首》和《聊作百一体诗》，纪少瑜的《拟吴均体应教诗》，何子朗的《学谢体诗》等。庾信的《拟咏怀诗二十七首》标志着“效体”诗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组诗虽标明摹拟的是阮籍的82首《咏怀诗》，但仔细对照两者，庾作在形式上并没有刻意摹仿阮籍的痕迹，而是取其古意来抒发自身的乡关之思和故国之情，与其说是“效体”之作，更不如说是一种新创。庾信的“效体”诗可以说融合了傅玄、陆机和陶渊明开创的两个传统，表面上看似“各有所拟”，实际上仅取其古意而寓以丰富的个人情感，“效体”诗至此完成了由纯粹摹拟走向自我创作的过程。

    从上可见，“效体”诗的三种创作范式在六朝已经基本确立。傅玄、陆机开创了“各有所拟”的传统；陶渊明开创了借拟之名而实际无所拟的传统；庾信则融合了以上两个传统，在形式上存在“各有所拟”的指向，实际上却无所拟甚至完全出于自创，这姑且可以称作“效体”诗的第三种创作范式。后世的“效体”诗大致无出此三种范式。

    2. 继踵六朝而风华益胜的唐代“效体”诗

   “效体”诗的几种创作传统在六朝已经确立和成熟，唐人在此基础上大力创作“效体”诗。相比六朝，唐人创作“效体”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唐人从显性的“效体”逐渐转向了隐性的“效体”。笔者据清编《全唐诗》统计，唐人创作的具有显性标志的“效体”诗约有200首，相比六朝不增反减。但这种现象并不是说唐人摹拟风气已经减弱，实际上，唐人只是在摹拟的手段上更加高明和进步而已。随着诗歌艺术的进步，唐人逐渐摆脱了六朝人机械效仿他人诗歌的模式，往往从那些具备典范性的诗歌中提炼出若干艺术规则，并将其作为通用、普遍的方法融合于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因此不需要在诗题或诗序中点明从某某诗人或诗歌中学来，大量的“效体”诗从显性转向了隐性。这不仅表现了唐人摹拟手段的进步，同时也显示了“效体”诗转向隐性的创作趋向。

    (2) 就唐人的实际创作来看，其所效法之“体”更偏重于风格而不是体裁。今检《全唐诗》及《补编》，唐人在诗题中明确标示效法某种诗歌体裁的作品数量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如果一定要找几例，“齐梁体”可以勉强算一种。唐人写作的“效齐梁体”诗作较多，如岑参的《夜过盘石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刘禹锡的《和乐天洛城春齐梁体八韵》、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同题《寄题天台国清寺齐梁体》、贯休的《拟齐梁体寄冯使君三首》等。实际上“齐梁体”比较特殊，在唐代不同时期内涵不同，“初盛唐人所谓的齐梁诗(或齐梁体) 主要从内容风格着眼，而中晚唐人所谓的齐梁体格主要指声律上的不计较平仄粘对和语言上的明朗、工稳，与浮华、绮艳无关”。所以还不能完全从体裁意义上来简单看待“齐梁体”。此外唐代较多的“效柏梁体”诗作也是类似的情况。相比之下，唐人在诗题中明确标示效法某种风格或某位诗人的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这和六朝的情形几乎一致。究其原由，大致是因为“体”的内涵最早指向的是体貌、风格，这种早期的认知形成了思维上的定势，唐人眼中的“体”主要基本指向的还是体貌、风格；今人所接受的体裁系统在唐代并未完全定型，唐人的体裁意识也并没有明清人明确。

    (3) 唐人兼容并包，不仅悉心效法前代之“体”，对于本朝之“体”亦倾力摹仿。今检《全唐诗》，唐人效法较多的前代之“体”主要有：“曹刘体”，如皎然的《奉和陆使君长源水堂纳凉效曹刘体》和《奉送袁高使君诏征赴行在效曹刘体》；“阮公体”，如刘禹锡《学阮公体三首》、韩愈《与张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复一夕》；“陶体”，如韦应物《效陶彭泽》、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庾信体”，如李世民《秋日学庾信体》及崔知贤、韩仲宣、高瑾、陈嘉言、陈子昂的同题《上元夜效小庾体》；“徐陵体”，如李商隐《效徐陵体赠更衣》等。唐人同时也效法本朝人之“体”，司空图有《效陈拾遗子昂感遇二首》，韩愈有《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李商隐有《效长吉》，韩偓有《效崔国辅体四首》，五代徐铉有《寄饶州王郎中效李白体》等，充分显示了唐人兼容并包的学习心态。

    (4) 相比六朝，唐人的“效体”诗在思想情感上更加饱满，艺术上也更为精致。譬如白居易在退居下邽丁母忧期间摹仿陶渊明所作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诗虽意在学陶渊明的闲适放旷，看似平淡的文字间实则潜藏着诗人澎湃的情感和对于人生的独特体认。这组诗中“独”字出现了13次，陶之“独”带有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独善其身的意味，白之“独”则是一种置身世俗之间，欲兼济天下又自慨力有不逮的无奈和矛盾之感；“酒”字也几乎在每首中都出现，这一意象既是效陶的一种显性的标志，同时也是诗人欲学陶借酒浇胸中之愁的宣泄方式；同时这组诗在语言锤炼、章法组织上也能体现白居易的个人色彩。

    3. 宋代及以后的“效体”诗：从效法风格转向形式、风格兼重

对于“效体”诗而言，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是个重大转捩点。摹拟风气在宋代相当盛行，“宋初三体”已肇其端，至江西诗派诸子力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强调“无一字无来处”，摹拟之风尤盛。至南宋四灵、江湖派诸子复倡“晚唐体”以革江西诗弊，中晚唐诗人再次成为诗坛效法的主要对象。可以说整个宋代诗坛都笼罩在摹拟风气之下，宋人在摹拟中艰难地创变出了与唐音并峙的宋调。在这样一种诗学背景下，宋代的“效体”诗呈现出如下特点。

    (1) 相较前代，宋代的“效体”诗在创作数量上有了大幅提升。笔者据《全宋诗》统计，仅于诗题中标明“效某某体”这一种类型的诗歌就有近600首，而唐代这一类型只有60余首。同时，宋人延续和深化了唐人从显性“效体”逐渐转向隐性“效体”的创作趋向，大量的“效体”之作并不言明所效之“人”或“体”。这一部分作品数量庞大，几乎不能精确统计。关于宋代“效体”诗数量庞大的原因，这首先和唐宋诗本身悬殊的存诗数量相关，《全唐诗》及补编合计不过五万五千余首，而《全宋诗》的数量则达到25万之巨，两者体量相差5倍之多。更为重要的是，横亘在宋人面前的是极其丰厚多元也几乎不可逾越的文学遗产，汉魏六朝及唐代诗歌取得了巨大成就，造就了许多可供后人师法的体派典范与体裁形式。宋人相比唐人接受了更为浓重的前代文学的影响，由此也导致宋代摹拟风气普遍盛行，这是宋代“效体”诗创作数量大幅提升的深层次原因。

    (2) 宋人较多取法的是中晚唐诗人，这与当时诗坛宗尚相关。白居易是宋人效法的一个主要典范，诗题中明确标注效“白体”或“乐天体”的诗作众多，如司马光《久雨效乐天体》、张耒《效白体二首》和《效白体赠晁无咎》、吕本中《送范十八还江西效白乐天体》、周密《对月吟效白体》等；取法贾岛的如欧阳修《弹琴效贾岛体》、谢翱《岩居效贾岛》、张耒《夜读贾长江诗效其体》等；师法孟郊的如梅尧臣《刑部厅看竹效孟郊体和永叔》和《依韵和欧阳永叔秋怀拟孟郊体见寄二首》、谢翱《效孟郊体七首》；学习李贺的如欧阳修《春寒效李长吉体》、程俱《秀峰游戏效李长吉体》；效法李商隐的如陈师道《拟李义山柳枝词五首》、晁冲之《次四兄韵效李义山雪》、吕南公《夜拟李义山四更四点》、何应龙《效无题体》；仿效韩偓“香奁体”的如陈允平《香奁体》、谢无竞《效香奁体》、黄庚《闺情效香奁体四首》等；释斯植《效樊川体》取法杜牧；直接标注效“晚唐体”的如韩淲《晚唐体》、释文珦《咏梅戏效晚唐体》等。

    (3) 宋人在诗题中直接标注效法某种体裁的诗作多具有文字游戏的性质，有炫才逞博之嫌。如标明用“辘轳体”的就有16首，其中杨万里一人就作了9首，如《城上野步用辘轳体》《碧落堂暮景辘轳体》《霜塞辘轳体二首》等；“回文体”如苏轼《题金山寺回文体》、白玉蟾《紫溪偶成回文体》、胡仲弓《回文体二首》；“俳谐体”如朱熹《苦雨用俳谐体》、陆游《初秋小疾效俳谐体》、范成大《次韵魏端仁感怀俳谐体》和《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连珠叠韵体”如陈棣《戏效连珠叠韵体》；“柏梁体”，如陈棣《读豫章集成柏梁体》、程珌《用柏梁体题式敬斋》、孙应时《和楼尚书赋赵大资重楼柏梁体》等。

    (4) 由效法风格逐渐转向了效法体裁，从意境、气韵等的摹仿转向了形式上的摹仿。“效体”诗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开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继续效法风格的基础上，由效法风格逐渐转向了效法体裁，从意境、气韵等的摹仿转向了形式上的摹仿。南宋中后期一些诗学批评著作和选本透露了这一消息。严羽《沧浪诗话》在论及诗体时，实际从风格和体裁两种角度对诗体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其从“以时而论”和“以人而论”角度划分诗体，主要着眼于风格视角，但其中“以时而论”的“永明体”“齐梁体”等实际上唐宋人都有效法创作，这类诗体也带有体裁的因素；严羽又从四言、五言、歌行杂体、律诗、绝句等角度划分诗体，这又完全是出于体裁的视角。这种兼容两种体系的诗体划分标准在此前还未出现，后人也多以这一看似混乱的分类法诟病严羽，如冯班《钝吟杂录·严氏纠谬》云：“沧浪一生学问最得意处，是分诸体制，观其诗体一篇，于诸家体制浑然不知。”实际上，严羽的这一作法是当时体裁意识逐渐明朗、“体”的内涵从风格逐渐转向体裁的趋势在理论上的反映。与严羽大致同时的周弼，其唐诗选本《三体唐诗》专选五律、七律、七绝三体。而此前的唐诗选本多从诗人、年代或题材内容角度编次，以体裁编次的唐诗选本极少，且基本上是单种诗体的选本，如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林清之《唐绝句选》、佚名《唐五言诗》和《唐七言诗》等，像《三体唐诗》这种同时选多种体裁的选本还是首见。这些消息都透露出南宋中后期“体”的内涵的转变趋向，即“体”的体裁指向逐渐明确。当然，体裁指向的增多并不代表风格指向的消歇，两者并不是接续关系。就整个中国古典诗学语境而言，“体”的内涵一直是多元的，尽管各个时代的诗人、学人对于“体”的认知有所差别，但风格和体裁皆为最主要的指向。即便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于“体”的体裁、形式指向几乎成了主要的认知，但“体”的多元化内涵仍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体裁、形式的指向也并没有获得绝对的地位，风格等其他指向仍广泛存在和使用。也就是说“体”的风格、体裁等指向，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语境内至终都是兼容、并存的。所以，确切地说，南宋中后期以来“体”的内涵的转变，实质是在继续保持其内涵多元化格局的基础上，逐渐突出了体裁、形式这一指向的地位。伴随着人们对于“体”的内涵认知的转变，南宋的“效体”诗逐渐改变了六朝至隋唐五代诗人主要效法风格的取向，效法体裁、形式的诗歌日渐增多，但效法风格的诗歌也继续大量存在。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首先与上文所言“体”的多元化内涵一直未曾改变相关。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古代学术十分注重延续性，整体上“复”多于“变”。古人处理前人遗产的策略往往是在广泛承继的基础上小心、审慎地创变，古人之“变”也多打着“复”的旗号，这也是造成中国古代许多学术概念存在多义性的重要因由。前代对于“体”的认知以及前人所作典范的“效体”诗，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前人效法风格的作法也继续为后人沿用。 【待续】

山长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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